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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oho自白：每月养车就花1500!
在我国，做自由撰稿人曾经是不可想象的。且不提微薄的稿酬能否生存，就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，也很难给体制外的劳动者留有生存空间。在中国有段时代，发表文章不但没有稿费，而且还需要单位开证明，不过，90年代后随着报刊市场化程度的加深，靠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终于浮出水面。
我的起步始于1993年，当时在文艺圈做自由撰稿人的伊夫已经很有名气了。许多在新闻圈以外的年轻文化人受他成功的鼓舞，纷纷放弃自己厌倦的职业，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自由撰稿人队伍。我正是那个时候跨入这一领域的。
记得当时在某些报刊上谈到所谓“伊夫现象”——即没有响当当的文凭和国家在编记者的身份，也同样能在报刊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当然，这不仅需要社会开放和进步的大环境，更需要的是自己的能力和毅力。
文艺报道是自由撰稿人最适宜存活的领域，不是严肃、重大、敏感、政策性强的时事政治，仅仅是茶余饭后老百姓休闲、轻松的话题。因此，新华社通稿所覆盖的空间里，有了自由撰稿生长的缝隙。
不过，开始的日子可不好过。影视圈内引起轰动的新闻事件总是被伊夫独家报道，我们即使随后赶到并很快完稿，但因为没有传真机及时发送，也只能眼巴巴看着伊夫一次次“截和”（麻将牌里术语）。
我清楚现代通讯工具的厉害，但就是没有前期启动资金。传真机那时一台都在3000元左右，我要写多少篇文章才能凑够一台传真机呀！
越没钱越买不起传真机，越没传真机越难挣稿酬！真是恶性循环。门外边要装出文化人的斯文，可口袋里却贫穷得叮咚乱响。攒1000多元先买台数字寻呼机，这是最起码的劳动工具。没有信息来源就等于无源之水，没有文章可写，即使拥有十台传真机也没用。
我必须分清轻重缓急，先在这条产供销链条的上游投资。消息源多了，报道的范围就相应扩大，我避开伊夫等人的锋芒，尽可能采写新闻性不强的稿件，减少对传真机的依赖。
但是，靠邮寄不仅缓慢，而且还常常出现丢失。一去不复返的信件让我饱受经济损失外，也使编辑渐渐失去耐性，他们预留版面等米下锅，最后却常常因迟迟见不到稿件而仓促临时改版。“赶快置传真机吧。要不急死人了！”
当我终于用上传真机，满以为从此可以与伊夫一比高低时，编辑们又提出新标准了：“你最好能提供照片，要不然文章不好用。”后来才知道，北京不知不觉地滋生出一批专门用传真机发送别人文章的“硕鼠”，我的传真机已无优势可言。惟有自己附加照片才能击败“硕鼠”们。
再攒钱买照相机，每月的“利润”，至少有一半要用在扩大再生产、添置固定资产上。又一年后，我连拍带写运用自如时，编辑们又提议道：“买扫描仪吧，用电子信件把照片发来吧。”
我又开始向新的目标进军，不错，我的确总得为“设备”的更新换代不断支出，但我不想隐瞒，每一次升级都意味着我的生活质量又朝前迈进一步。
如今，我把传真机与打印机都“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”，轻轻点击一下鼠标，在几秒钟内将上万字的文章和100KB的图片及时、可靠发送给对方。
我不仅置办齐了所有必须的小现代办公通讯设备，而且新近也买了车。有了车，我的采写半径无限扩大，不过，有时也不免玩物丧志。车与其说给我“生产”带来革命性变革，不如说使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我的月收入到底多少不难计算，养一辆车每月至少要1500元。因此，我肯定不会每月仅挣1500元这个数吧？
摘自：北京青年报 作者：索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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